9.19.2019

今天第一次去二楼南书房,骑自行车去的,一路上晒了很多太阳,也顺便运动了。骑行路上倒也自在,我沿着自行车道,几乎是一路直行。被七月摧残的梧桐活了过来,枯叶落尽,秋天到来之前又长出新绿。阳光明朗,身体便活络了起来,但空气是冰凉的,没有什么汗。今天是又一次降温,查看天气,却只有25度。车在间或的梧桐树影下穿梭,柏油路上躺着大楼玻璃的反光,混杂树影间跳动的亮点。阴影里透出平静的绿色,却是树叶所不要的。

虽然一路顺利,到时却找了一会才找到巷子,巷子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在一条普通的街边。巷口上一个木牌手写着「理发店」,走进后,往左看去,墙上贴着市里的牌子:不可移动文物。这也并不奇怪,南京的地图上还镶嵌许多历史的遗迹,只是有的醒目,有的破败一些。这里是偏后者的,只有几栋老房子挤出一些小巷,从外表看去,老房子说不上特别,或许只因有名人居住过,才得以幸存下来。书房就藏在几栋老房子里。

我向巷子里望去,转角的房门前坐着一位老人,小巷边上堆了一些杂物,还有几个椅子。

看去书房,一时觉得实在普通。书房的特点,只在不必刻意,它和其他老房子一样朴实无华,不吸引人的目光,却也感到自在,我觉得地下车库的先锋书店也是如此,大概读书的人更关心内在的丰富。

走进书房院落,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院里坐着个年轻人,我有些迷茫看着他。

「读书在楼上」,他简单说到。

对啊,地名不就写清楚了吗?我想起来上海的长乐路上有一家三明治店,开在二楼上,名字也叫「二楼三明治」。

我小心上楼,被写着「保持安静」的木门挡住,深吸一口气,又小心开门。一个小伙子起身和我打招呼,我也回以笑意(难得),此后没有了谈话。向右一转,书房便在面前。

...

我在书架上逗留,不知道该看什么,本只是随便看看,想待一会儿,从压抑的空气里逃出来,却没有沉浸下来的准备。最后挑了本很小的书,是单读的书刊,名字倒也巧合:叫「逃离·归来」。

人生不过是一场兜兜转转,你在一个路口转身,却在下一个路口遇见。

只要稍加观察,就愈发觉得不同的事物相互联系。读过一些书后,读到另一些不相关的书时,往往会看到原来书里的影子。从更广的尺度上看,不同媒介上的事物看似独立,却紧密连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一个微小的震颤循着无形的线索在另一处回声,让人不得不想到马原书里的一句话: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谁能想到,之前看过的书,最近的想法,去年的旅程,会在随手翻开书里找到回声。恰好来书房,随手看了一本书,本应遥远的事物便有了连结。我翻到书的末尾,却感动地说不出话。

量子物理的书里说,一对纠缠的量子,无论相隔多远,永远是联系的。

你在一处想着什么,总会在或远或近的地方找到呼应。这对于感到孤单的人们,多少是些安慰。


哈佛来信——《单读06》节选

/杨潇 文

公正先生

这学期桑德尔没有开“公正”课,而是和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创始人之一道格拉斯·梅尔顿(Douglas A.Melton)合讲另一门本科生课程:“伦理、生物科学和人性的未来”。据说哈佛本科生每六人就有一人上过公正课,这门新课选修的人也不少,三百人左右的讲堂座无虚席,后排还要再加椅子(顺便说一句,这学期另一门受欢迎的大课是《科学与烹饪》)。

课堂不许使用笔记本电脑(哈佛许多课堂都笼罩在沙沙的键盘声里),著名哲学家和著名生物学家各据讲台一端,梅尔顿负责科学,介绍干细胞研究、克隆人、性别选择、基因工程等有争议问题的背景知识和前沿进展,桑德尔负责伦理,通过不断提问、不断请学生举手“表决”来推进课程。除了师生间的大量互动(和“公正”课一样精彩),吸引我的还有梅尔顿这个“变量”,他会随时提出各种科学依据,而你会明显看到,这些依据如何影响人的伦理选择。

这天讨论兴奋剂问题,从类固醇(尿检即可查出)讲到EPO禁药(需要血检才可能查出),梅尔顿解释EPO原理时不忘调侃一下美剧CSI(《犯罪现场》)里的科学家:“作为一个总在实验室里待着的人,真是羡慕他们啊,穿得那么好,试管里的液体还总是五颜六色那么漂亮……”

EPO是“促红细胞生成素”的简称,能提高血液携氧能力,让肌肉工作时间更长。梅尔顿用一张幻灯片打出8种增加红细胞的方法:1、锻炼和休息,2、高海拔锻炼和休息,3、低海拔锻炼,低氧舱休息,4、服用能让人体生成更多EPO的食物,5、服用能让人体生成更多EPO的转基因食物,6、注射EPO,7、注射EPO基因,8、注射能够自动生成EPO的人造化学物质。一个比一个高级,桑德尔的问题来了:假设你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当运动员采用其中哪些方法提供成绩时,你会举手否决?

1和2自然没人举手,3也没人举手,桑德尔和梅尔顿对视一眼:这是真实的奥委会正在争论的问题。到4时,有两个学生举手,到5时,有大约二十人举手,这时“变量”梅尔顿开始干预:“我要提醒一下,你们去某多纳圈连锁店吃的就是转基因食品。”几只举起的手放下了。到6时有更多的人举手,梅尔顿继续提醒:注射的EPO可以是自然产生的,又说,“你们是不是对‘注射’敏感?那好,让我们换一个词,‘服用’EPO,如何?”看到又有几个人把手放下了,桑德尔在讲台那边“着急”:“不要告诉他们这个!”大家都笑了。

一直到8还有几十个人没有举手,两位教授都有点惊讶,一个没举手的学生约书亚说:我对这些方法都没意见,伦理是发展的,要知道一百年前人们还在争论是否应该让整天训练的职业选手参加体育比赛呢,可是现在,没人会说比赛只能由业余选手参加吧?举手者则多从安全性和不公正(不是每个运动员都有条件注射EPO)表示反对,“那么,让我们假设,”桑德尔说,“如果这些方法都绝对安全,又便宜可得,你们是否接受?”

一个女生表示仍然不能接受,“这转移了体育比赛的重点,把人身体之间的竞争变成了制药的竞争。”约书亚反驳她:“我觉得我们都忘记了一件事:EPO只是一个促进手段(enhancement)而已,到头来运动员还得艰苦训练才可能在竞争中获胜。”

“约书亚提到enhancement,让我想起一件事,”桑德尔说,“大概二十年前的波士顿马拉松赛,有个选手跑了一小会儿就睡觉去了,睡醒后直接搭地铁绿线(波士顿地铁线路按颜色区分)第一个到达终点,后来他被取消了成绩。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搭绿线?不把绿线和一双好跑鞋、EPP一样,仅仅当作一个enhancement呢?”“马拉松选手不允许搭乘地铁吧?”“据我所知,波士顿马拉松没有不允许选手搭乘绿线的规定,而且绿线也安全,还便宜……”全场大笑,约书亚被自己的“手段论”难倒了,张口结舌。

桑德尔开始推进他康德式的论述:“伦理之线在哪里划下,和手段(means)有关,而在这些例子里,手段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接受马拉松选手搭地铁,为什么呢?这也许和我们所希望的比赛‘目的’(purpose)有关,和体育比赛的正直(integrity)与本质(essence) 有关,如果你搭乘绿线,那就不再是马拉松了,人们也不会激赏获胜者的品质。”

下课时学生散得很快,我看见桑德尔快步追上约书亚,面露歉意地说了两句什么。

公正夫人

周一傍晚见到Kiku时,她满面红光地跟我拥抱:“下午的课怎么样?我的学生是不是很棒?”说的是周一下午的“文化与社会”,因为和她先生桑德尔的课时间冲突,所以我只好轮周旁听,这周轮到听Kiku。和桑德尔的煌煌大课相反,Kiku的课只有九个学生,是典型的seminar,那天除了我,还有一位Kiku请来教学生使用学术检索工具的老师,如果说桑德尔是通过提问来推进课程,那么这堂课Kiku连问题都提得很少,而是一直微笑着看着九个学生从人们如何利用Facebook来表现(frame)自己谈起,彼此问答完成思考。有那么一会儿众人互动得有点词穷,一个学生突然转向她:你一直没说话,你怎么看?Kiku稍微点拨两句,又重新把球传回学生手里。

这学期Kiku在哈佛张罗了一个圆桌会议,每月邀请学者、艺术家、传媒人参加,探讨艺术、流行文化和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话题,第一期的主题是“艺术与审查”。圆桌会议前,我们一块喝茶,她向我问起中国知识分子与媒体人的处境,又说到上次和桑德尔去中国,某地的一次活动被突然叫停后,组织者如何处变不惊、大事化小:“我发现这很有意思,美国人对待审查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碰到这种事情多半得起诉,而中国人则灵活得多,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泳池里玩的捉迷藏:有孩子必须躲进水里,但总有别的孩子在别处浮出水面。”

那次圆桌会议也是“自由流动”的讨论,从柏拉图对审查制度的主张谈到早期爵士乐对主流的反抗,Kiku播完一段黑人爵士乐的影片后,王德威教授说,其实招致审查的不只是冒犯,有时甜美也会,比如邓丽君的歌曲之于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正好我随身带了iPad,就给他们播了一首邓丽君的《小城故事》,王教授同声传译—想来,也许《甜蜜蜜》更像是“靡靡之音”?

后来,Kiku请我在她的课上简单介绍一下邓丽君,我就放了《甜蜜蜜》,一个去过台湾的学生“惊呼”:“Teresa Teng! The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就又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下课那个学生问我,邓被禁是不是也和台独有关?我说这都是哪跟哪啊,于是又急吼吼地解释一通,也不知道他听懂没。

Kiku是摄影师,也是社会学研究者,她的上一本书叫Picture Perfect,中文版可能会在近期推出。Picture Perfect勉强可以译作“(照相般)完美”, Kiku在书里探讨的核心话题是,当19世纪照相技术发明时,人们惊叹于它对真实的还原,但如今人人都知道照片是会说谎的,而铺天盖地的图像文化,已经模糊了生活与姿态、真实与虚幻、新闻与娱乐……的界限。我半开玩笑跟她说,这本书简直就是为微信时代写的嘛,然后跟她介绍微信的功能,讲微信鼓励图像而非文本,有人用了半年微信也不知道怎么用它写字云云。

事实上,作为一个来美国后才开始经常使用微信朋友圈的人,我发现自己也越发模糊了生活与姿态:很难说自己发的每一张照片(不论是异域美食,还是出奇的蓝天),究竟是出于记录当下的冲动,还是为了迎合想象中的他者目光。就像Kiku在书里写的:“我们有了对世界塑造自己形象的能力,但也开始落入一些陷阱,而这些陷阱,往日只有政客、名流和媒体关注的人士才须面对。我们正对他人塑造的是哪个自我?又在为谁的眼睛而造?他人会如何看待真实的我与我的姿态?而我又如何看待他们?”

“发表”者容易有一种糟糕的错觉:未经描述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某种“在场感”下,你总是习惯性地想要把你看到、感受到的东西变成头脑里的文字或画面—感受力大概就是这样失去的。如何处理和读者的关系从来都是难题,但也从没有哪个时代达到今天的“互联”程度,并以无所不在的“逼视”(用Kiku学生的话说,你的Facebook也是你的文化资本),去影响每一个想要发表点什么的人。对此我不知应该感到不幸还是庆幸,但Picture Perfect的思维已经把我推向下一个问题:他们会在这本书的中文版腰封上写什么推荐词呢……

无聊休克

熬着没睡,坐等凌晨两点全美进入冬令时,结果写电邮忘了时间,打开CNN时已过两点,时间又回到了一点,联网的两个手机无缝切换,只有老旧的时钟需要回拨。平白无故赚了一小时,却感觉时间被偷走了,这么想时又觉得傻兮兮的,就是一个刻度而已。入秋以来树都成了刻度,每天都能看到颜色变化,骑车上下课经过几条固定线路,有时会突然发现某棵树不见了,其实是叶子掉光了,有时又发现自己看错了,它还站在远处,通体红透,就稍微心安一点。

还是calendar可靠,这里人人都用calendar,这样即便把饭局约到了一个月以后也不会忘。总在各种场合听到轻微的滴声,那是calendar在提醒你半小时后的活动,生活就这样被切割开来。早晨起来照calendar给的方向去听第一堂课/讲座,坐下时,一位勤奋的俄亥俄大学教授已经通过邮件组发来了当日值得关注的中国报道,开小差读一篇余华的专访,其他研究中心的讲座通知也陆续进来,中东主题的最多,说的都是三个字:抱恙中。还有同学朋友通过Facebook和微信推荐的活动,加上哈佛的App,看到感兴趣的点击两下,calendar就愈加饱满自信,好像已经听过讲座似的。某天我在电脑前看书,卧室突然被染成明黄色,原来是窗外那颗梧桐一夜变色,阳光照射下黄得触目惊心,我呆看了半天,这事儿calendar上没有。

到周末,活动通知一下子消失了,邮箱也变得清静,就特别容易忘事,比如,去买周日版《纽约时报》。安慰自己说反正厚得也看不完,又说,在这个“连起来”的时代,也不会真正错过什么,《纽约时报》的南中国海专题、对Greenwald(最早报道斯诺登)的专访最后都变成了CNN、饭桌以及社交媒体上的话题。人人都在说“连起来”,还有人号召大家“重新连起来”(rewire),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Ethan Zuckerman的新书就叫这个名字,开头却从1977年的德黑兰讲起,讲流亡在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演讲如何通过磁带渗透进伊朗,促成1979年伊斯兰革命—只要互联网专家们愿意,他们一定可以从上下五千年里找到“连接改变世界”的证据。

纽约客倒是登了篇《断开》的长文,作者Evgeny Morozov,著名的互联网怀疑者。和Zuckerman一样,他也先拽了一段历史,把我们带回到1924年的魏玛共和国。这年的11月,德国社会学家Siegfried Kracauer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抱怨现代城市生活的评论:街边的廉价烟酒广告牌劫持了人们的神经,电影和剧院上演着不属于任何人但让每个人都精疲力竭的生活,而收音机则把我们置于一个永远在接收,永远胸怀伦敦、埃菲尔铁塔和柏林的状态。这些城市资产阶级啊,Kracauer感叹:“在热闹喧哗中越陷越深,最后忘掉了自己还有一颗大脑。”

该怎么办呢?Kracauer的药方很简单:“无聊休克疗法”。在一个大家都出城兜风的阳光明媚的下午,把自己锁在屋里,拉下窗帘,躺在沙发上向无聊投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调动出自己那些荒唐、尴尬、未经修饰的想法,进而达至一种“神秘的喜悦”,最后学会与自己相处,“你不再被应该做某事的欲求所束缚,什么都不做也能泰然处之”。听起来像近年国内鹊起的禅修班,把手机电脑上缴,在郊区某个院落或者远方某个寺庙打坐冥思数天。几天前,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还在向我们推荐:“麻省就有,离波士顿两小时车程,已经排到了明年,我在那里待了12天,大哭了三次。”

不过,Morozov告诉我们,许多西方人还是决定用他们熟悉的方法来对抗信息过载:掀起一场“信息环保运动”。在阿姆斯特丹就出现了一种能自动屏蔽WiFi的座椅,而一群挪威大学生则设计出一种叫igoo的小玩意,可以屏蔽家里所有的电磁信号,这真是可爱的西式思维—改变自己前,先试着改变周围的环境,创造出几个身边的瓦尔登湖来。

瓦尔登湖其实很近,搭通勤火车40分钟到康科德镇,再走半小时就能抵达。我去的那天阴云低回,我盯着岸边倒伏的白松,想着1845年3月末梭罗砍树建小屋的那天,“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梭罗小屋仅剩遗迹,一群紫衣姑娘在林间练习健美操,暴雨忽然落了下来,坡地水沟纵横,姑娘们四散而去。

如影随形

在汉堡听到那句“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曾飞向我们”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骄傲的灵魂,尽管实际上,哪怕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德国,我都得不断离开那里,去往柏林。到了哈佛,这句话立刻洗掉了所有形而上,变得特别世俗。释永信带领少林武术来表演那天,我没去凑热闹,白天的课程已经耗尽我的体力;而当李安带着疲惫的神情出现在每一个讲台时,我有点惊讶地发现,来了那么多尼曼同学,他们甚至连“饮食男女”都看过。我拿着提前一个月才申请到的见面会门票,后悔没去看少林功夫—绝佳的软实力比较教材啊。

晚上哈佛电影资料馆上映《色,戒》,李安再次现身,主放映厅爆满,照例又开了副厅,旁边的同学只能看英文字幕,我几次忍不住要提醒,这里她们说的是上海话,那里她说的是广东话,好像也不重要。影片末尾,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一个人走下楼来,招手叫了人力车,那风车转啊转地开始闪回:空荡荡的剧场里有人叫她的名字,转过头来全是青春年少。第四次看了,还是抑制不住地鼻酸。李安说他自己像王佳芝,演戏演到后来发现自己其实更像戏中人。

和两个忧心忡忡的朋友吃饭,赶上一场华人抗议的大戏。我对那个拙劣的玩笑不以为然,但也觉得抗议本是正当权利,他们则试图告诉我这幕戏的导演(依他们,这简直是不证自明的),事情一下子变得险恶起来,好像黑色大海里裂出一条不知什么时候会合上的通道。也许他们是对的吧,但是,正义之前,是不是最好什么戏都不要上演了?

我换了个话题,想聊聊美国,聊聊1980年代后美国的右转,以及保守派对“爱国”一词的占有—但忧心忡忡再次降临:美国和中国不同,“爱国”也不可同日而语—没错,可是我只是想谈谈美国而已。也许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我该先背一段葛底斯堡演讲(就像背诵四项基本原则一样)?真是无聊啊,但自己又能置身事外吗?如影随形得早就没有正常心态了。

一晚上听了三个故事,三个人的祖父母一代都是东欧犹太人,二战时避难新大陆并扎根于此。其中两人算是富二代,似乎对历史不太感冒,另一人出身平民,听祖母讲述纳粹统治下的恐怖故事长大(祖母的兄弟姐妹几乎没人从集中营里幸存),大学时又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同性恋,出柜后不久父亲因病去世,“他这一生从未过得自在”。她说,她从小就知道,在这世上,人们是多么容易互相歧视和彼此伤害。后来她成了一位人权律师,在中东工作时为巴勒斯坦人打官司,周围的犹太人朋友都觉得她疯了。她说她愿意把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传给自己的孩子,但不愿意再传递那种不信任别人的恐惧。

背景、价值、任务……如此种种,叠加起来,就把人压扁拉长变成一个平面甚至一条直线,想想真是奇怪,这些东西难道不应该让人变得更丰富吗?于是反抗者开始与所有的终极指向决裂,在生活中,也在戏码里。一个在苏联长大的哈佛教授写过一本《怀旧的未来》,她说,在美国,人们总是对她的苏联背景充满好奇,有人会问她:你怀旧吗?她有时回答,怀旧,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有时回答,不怀旧,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在某个活动现场,一个中年人问我,你知道Fairbank吗?“当然知道,我经常去Fairbank中心的图书馆。”“我说的是John Fairbank(费正清)这个人。”“啊,您是?”“他的外甥。”

隔了两周去拜访中年人的母亲,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妹妹,101岁的玛丽安。1934年,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后,玛丽安到中国学习了一年绘画。我给她看之前在网上找的她与梁思成林徽因的合影,她一眼就看了旁边身材高大的金岳霖:“Lao Jin!”又跟她闲聊当年的北平、上海、福州,说来也巧,拜访玛丽安之前的三天,国内一个旧书论坛有人贴出了她1939年出版的画册《三宝北京历险记》,给老人家看链接,她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然后跟我半开玩笑:真的有中国人看我的书吗?我的书能在中国出版吗?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有钱!我听了也跟着笑,但是“Peking”却烟消云散了。

原始嚎叫

晚上收到错误情报,走到哈佛广场时发现哈佛先生铜像前一片漆黑,连个鬼影都没有,偶有人经过,都把头缩在高高的领子里,这一天寒流来袭,气温降到零下三度。

到附近24小时开放的本科生图书馆Lamont避寒看书,一派期末备考的气氛,有人桌上的书可以砌墙了,还有两个哈佛学生心理健康协会(SMHL)的女生挨个派发巧克力和小纸条,上面印着励志作家H. Jackson Brown的话:“Think big thoughts, but relish small pleasures.(雄心勃勃,不忘享受微小欢愉。)”底下两行加感叹号的大字:别放弃!你很棒!11点多,眼前突然走过一个只穿红内裤的男生,特别自然地穿过人群,戴上耳机坐下自习。临近午夜,图书馆门口有点躁动,我对面的哥们站起来就开始宽衣解带,也是脱到只剩底裤,穿上靴子,披着貂就出去了。

跟着人群往外走,没两步已经听到广场那边低沉的嘶吼,到铜像前,发现鼓乐队已经就位,那边一栋教学楼下,几百裸男裸女挤在一起,就像刚从冰窟窿里捞出来活蹦乱跳散发着热气的鱼,一起在唱“我们是冠军”呢。唱了一会儿就改喊USA,午夜钟声一响,就尖叫着欢快地潮水般向前涌动,把旁边举着手机的一堆亚洲面孔冲得七零八落,这就是哈佛著名的Primal Scream(原始嚎叫)了。

1960年代时,这仪式的确以嚎叫为主,每学期期末考试之前的一周,学生会打开所有宿舍的窗户,集体咆哮十分钟,1990年代左右嚎叫演变成了裸奔,但目的是一致的:减压。一个学生曾在报上描述自己的体验:“我看到象征着这个国家学术尊严和光荣时代的广场被一千个光屁股填满。经过那些寒冷、尴尬、悲惨但很爽的瞬间,对期末考试的焦虑被抛到了几光年之外……”不知道那个几天后搞出“诈”弹风波想取消期末考试的韩裔学生有没有去原始嚎叫,收没收到小纸条,无论如何,他也算是think big了。

嚎叫前一周,课程陆续结束,每堂课的末尾都照例是学生鼓掌感谢老师,我想普鸣(Michael Puett)教授的最后一课一定比较壮观:七百多个学生齐刷刷鼓掌。他教授的“中国古典伦理与政治理论”是哈佛这学期第三受欢迎的大课,仅次于经济学入门和计算机科学入门。《大西洋月刊》为此写了一篇长文,探讨为何这么多哈佛学生想要学习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智慧。“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大脑依逻辑地做出各种决定,但在中文里,表示‘mind’和‘heart’的是同一个词语:心灵……庄子教导人们,应在日常生活中道法‘自然’,而不是受困于各种理性抉择。”读到这段时我停了一下,想想似乎很久以前自己就已经把mind(头脑)和heart(心灵)区分开来,而今却借助一个西方人,“重新进入中国”;又想起刚来美国时那段时间,不断被问到“是不是和中国很不一样”,我每次都老老实实回答:其实没有那么不同。说到底,我们都是被全球化与现代性冲刷的一拨人,彼此能有多大差别呢?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借学生之口说,这门课可以改变你的一生,“有一点乐观了吧。”去年选过此课的一个本科生微笑着告诉我。她解释说,其实这门课的火爆,有一些与学问无关的原因,比如说这门课不容易挂科,而Ethical Reasoning(伦理分析,哈佛鼓励博雅教育,本科生必须在几个不同大类里修够一定学分,桑德尔之前的“公正”课也属此类)这个大类里可选的课也有限,当然还有,不论是公正课还是中国古代哲学,在哈佛已经成了一种Cult(在特定群体里流行的),一种“正面的peer pressure(同辈压力)”,好像你来到哈佛,就应该听一听这样的课,正如你来哈佛,就该尝试一下冰天雪地原始嚎叫一样。

Cult也有邪教之意,我也很邪地想到另一件据说在哈佛读书“该做”的事儿:至少在Widener图书馆里嘿咻一次。我曾许多次下到像一个星球那样巨大荒凉的Widener藏书室里,里面陈旧的纸张气味不敢恭维,但曲径通幽的书架的确提供了很好的掩护,那天我想翻翻东欧知识分子写的书,发现那个区域全是伸缩书架,这意味着当你按动按钮想看看罗马尼亚人作品时,摆放波兰人著作的书架会缓缓合上—希望大家办事都不要来这里,被一堆The Captive Mind(被禁锢的心灵?头脑?中文两个译名都有)夹住,大概是最悲惨的死法了吧。